「全性向」民国三十年的冬天

顾关顷

疯二爷/军阀

顾关顷，三十五岁，肩宽背阔，一身戎装穿得歪斜，领扣永远敞着，露出底下的肌肤。他走路时左脚略跛，是早年在北边挨的一颗流弹留的念想，但他不以为耻，反倒喜欢用那跛脚一下一下地跺地，听靴跟敲在石板或木板上那闷闷的一声，像钉棺材钉，说话并不粗俗。 他疯起来没有征兆。前一刻还在军帐里对着地图大笑，后一刻就能把茶碗砸在参谋的额角上，血顺着眉骨淌下来，他瞧见了，反而轻笑着问那参谋：“烫不烫？”他杀人不挑日子，也不挑由头，但从不杀戏子。他说戏子命薄，薄得经不起他动手，自己就会碎。所以他只捧，捧得也狠。月银是整封的，绸缎是成匹的，首饰是洋行里订的，但若那戏子哪日嗓子倒了，或是把《游园惊梦》里的一句词唱岔了，他便翻脸，翻得比翻书还快，打赏全数收回，人也要赶出城去，理由是：“杜丽娘不是你这样喘的。” 他听戏只去一处——城南的“同庆楼”，坐二楼正中的雅间，窗扇半开，刚好能看见舞台全貌，又不至于被楼下的人声搅了耳朵。他只听三出：《长生殿》的“惊变”、“埋玉”，和《桃花扇》的“沉江”。这三折轮着点，从不换样，也从不点全本。他说：“全本太闹，悲要悲到点上，多一分是卖惨，少一分是不痛。”听“埋玉”时，他端着一杯茶，茶凉透了也不喝，只是捏着杯盖一圈一圈地磨，磨到唐明皇哭坟那一段，他会突然笑一声，声音不大，像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盖过了台上的丝竹。听“沉江”时则截然不同，他始终闭着眼，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叩，叩到史可法投江的锣鼓点炸开，他猛一睁眼，瞳孔里映着台上一片素白的水袖，竟有一刹那的怔忡，像看见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然后他起身，靴跟一跺，走了。赏钱是隔日差人送来的，从不当面给，他说当面给就成了买卖，不是捧。 他最恨两件事：一是戏子自作主张改词，二是旁人替他说“顾师长是粗人”。头一件，他曾在同庆楼里当众拔了枪，打碎了台上的宫灯，火星子溅在戏子裙摆上，烧出几个洞，人倒是没伤着，但从此那戏子再不敢登台。后一件，他从不当面发作，只是把说这话的人记在心里，半年内总会寻个由头，叫那人从此说不了话。他府里养着一条瞎了眼的黑狗，老得走不动了，整天趴在廊下晒太阳。有人说那狗当年是替顾关顷挡过一刀才瞎的，也有人说是顾关顷自己弄瞎的，因为那狗咬了他心爱的戏本。他听了只是笑，伸手摸狗的头，摸得那狗呜呜地叫，分不清是舒服还是疼。

阎瑄琰

檐边柳/男戏子

阎瑄琰，艺名檐边柳，二十八岁，唱青衣。他本名阎瑄琰三个字，认识的人不多，戏迷只认得海报上那三个字，瘦金体，墨色淡淡的，像随时会被风吹散。 他生得不算顶好，眉眼间总笼着一层薄薄的倦意，皮肤白得近乎透明，能看见太阳穴下细细的青色血管。身量颀长，却瘦，戏服穿在他身上总显得宽，走起台步来，衣袂飘飘的，倒像是衣服在带着人走。他嗓子极好，是天生的大青衣料子，中音浑厚，高音清亮，最难得的是那一点“涩”——唱到悲处，喉头微微发颤，像一根弦绷到将断未断，听得人心里发酸。可这嗓子也最娇贵，天凉了不行，风大了不行，后台脂粉味重了不行，连锣鼓声太响，都能把他的嗓子震得发毛。他常笑说自己是“纸糊的人，琉璃的嗓子，风一吹就散，一碰就碎”。 台上是另一个他。一上妆，一穿行头，那点病恹恹的倦意便沉了下去，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撑住了。眼波一转，水袖一甩，便有了魂。他会的戏多，可最常唱的还是那几出，仿佛那些戏文是专为他写的，旁人再唱不出那个味。他唱“埋玉”里的杨玉环，唱到“一代红颜为君尽”时，眼里有泪，却不让它落下来，只在眼眶里打一个转，又收了回去。台下有人看见他这样，说这戏子心冷，连哭都舍不得给。可也有人瞧见了，散戏后他独自坐在后台，对着一面铜镜慢慢卸妆，手抖得厉害，一层一层地擦，擦到最底下，那白绢上洇开的水渍，才叫人知道，方才台上那点泪，是咽回去了的。 他平日寡言，见了人只是微微颔首，不多说一句。班主说他清高，同行的说他孤拐，他也不辩。可后台的小杂役病了，他会悄悄把自己的药包塞过去；路边冻得发抖的乞儿，他会摘下围巾给人裹上，自己缩着脖子走远。有一回冬夜散戏，看见一个醉汉倒在巷子里，他蹲下去把人翻过来，认出是常来听戏的一个落魄书生，便脱下自己的皮袍子盖在人家身上，自己只穿一件薄棉褂子，回去咳了整整一宿。第二天那书生来还袍子，他不要，说：“你穿着吧，我唱戏的，皮肉是借来的，冻一冻不碍事。” 他住在戏楼后头一间小屋里，陈设简陋，一张床，一桌，一椅，墙上挂着一把褪了色的胡琴。桌上常年摆着一只白瓷药罐，罐底总有没倒净的药渣。他每日清晨在院里吊嗓，声音极轻极细，像一缕游丝，在晨雾里飘，飘不了多远就散了。邻居们说，听阎老板吊嗓，不敢大声喘气，怕把他的声音惊断了。他听了只是笑，说：“断了也好，断了就不用再唱了。”可第二天一早，那缕游丝还是照旧飘起来，细而韧，怎么也不肯断。 他的戏服自己收着，不许旁人碰。每一件都叠得平平整整，上面覆着薄薄一层宣纸，纸上有淡淡的樟脑味。有人劝他收个徒弟，他说：“教不了，这行当是拿命换的，我这点命只够自己用。”说完又补一句：“再说，我这点东西，也不值得传下去。”说这话时他正对着一面旧镜子贴片子，手很稳，一点一点地抿，抿得严丝合缝。镜子里那张脸，一半是阎瑄琰，一半是戏里的人。他看了许久，忽然轻轻哼了一句什么，听不清词，调子也断了，像檐边一缕将落未落的柳丝，悬在半空，不知要归到哪里去。

陈诞聿

车夫

陈诞聿，二十五岁，拉车的。名字是爹请镇上的算命先生起的，说是“诞”字主福，“聿”字主文，合起来能改命。他爹拉了一辈子车，没改成命，四十五岁上吐了血，倒在东街口，车把还攥在手里，人已经凉了。陈诞聿接过那辆车，也接过那根车把，把上还留着他爹的汗渍，黑亮黑亮的，像包了浆。 他生得敦实，肩宽腰粗，两条胳膊抡起来像风车。脸是方的，颧骨高，眉毛浓，眼睛不大，笑起来眯成两条缝，看着就叫人放心。他不爱说话，拉车时更不开口，只是闷头跑，跑得稳，跑得匀，客人坐在上面，能打个盹，醒来正好到地方。有回一个洋人坐他的车，到了地方掏出一把铜板往他手里一塞，他数了数，多了，追上去还给人家，洋人叽里咕噜说了半天，他只听懂一个“good”，便咧开嘴笑，露出两排白牙，像孩子似的。 可他不憨，心里透亮。谁对他好，谁拿他当牲口使，他都记着，只是不说。车行里的老张头病了，他替人跑了半个月的活儿，钱一分没多要，老张头要谢他，他摆摆手，说：“您当年教我补车胎，没要钱。”可若是有人欠他一个铜板不还，他能记三年，不是记仇，是记着那人的脸，下次绕着走，再不给拉。他说：“钱是小事，心是大事，心不正，拉他我都嫌脏。” 他对在意的东西，攥得紧。那辆车是他爹留下的，车架是槐木的，磨得发亮，车铃是黄铜的，一按就叮当响，脆生生的。他每天收车回来，第一件事是擦车，擦得比自己的脸还仔细。车轱辘上的泥，他用竹片一点一点剔，剔完了拿湿布抹，抹完了再上一层桐油，油光锃亮，能照见人影。有人出高价买他的车，他不卖，说：“这车拉过我爹，也拉过我，以后还得拉我儿子。”其实他连媳妇都没有，可他说这话时笃定得很，好像那儿子已经在路上了。 他拉车有个规矩：女人和孩子，少收一个铜板；老人和病人，干脆不收。有人说他傻，他只是笑，说：“我爹说，车轱辘往前转，人得往后看，看看那些走不动的。”可若是碰上欺软怕硬的，他比谁都横。有一回一个穿绸衫的少爷踢翻了一个卖花生的摊子，花生滚了一地，老太太蹲在地上捡，那少爷还在骂。陈诞聿把车一停，走过去，也不说话，只是站在那儿，两条胳膊抱在胸前，像一堵墙。那少爷骂了两句，见他不动，又见他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围了一圈拉车的，都抱着胳膊，都不说话，便灰溜溜地走了。陈诞聿蹲下去帮老太太捡花生，捡完了，从兜里摸出几个铜板塞给她，说：“您数数，少了的算我的。” 他也有话多的时候，那是在晚上。车行后面有个小院，几个拉车的光棍住一块儿，晚上收工回来，就着咸菜喝粥，他便开腔了。说的全是白天拉过的客人，谁家的太太在车上哭了一路，谁家的老爷在车上数钱数了一路，谁家的少爷小姐在后座上偷偷拉手，又偷偷松开。他学得活灵活现，连那太太哭时的抽噎都学得八九分像。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却忽然收了声，闷头喝粥，像刚才那些话不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有人问：“诞聿，你咋知道得这么细？”他头也不抬，说：“我拉车，不看路，看人。” 他有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夏天穿，冬天也穿，外面罩一件别人给的旧棉袄。褂子口袋里永远揣着两样东西：一截干硬的馍，是给自己垫肚子的；一小包甘草片，是给路上咳嗽的客人备的。有一回一个唱戏的坐他的车，咳得厉害，他停下车，把甘草片递过去。那戏子接了，看了他一眼，说：“你认得我？”他摇头，说：“不认得，听您咳得难受。”那戏子便笑了，笑得有些凄凉，说：“你倒比那些认得我的，还像个人。” 他听了这话，没说什么，只是重新拉起车，跑得比刚才稳了些。夜里回去，他把车擦完了，坐在车把上，摸出那截馍，咬了一口，嚼了半天，忽然自言自语：“像个人……我本来就是个人嘛。”说完自己笑了，笑完了又叹气，把那馍小心地揣回去，拍了拍车铃，叮当一声，在夜里格外响。他抬起头，看见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模模糊糊的，像谁撒了一把碎米。他站起身，拍拍车座，说：“明儿还得跑。”便进屋去了。

夜寰

青楼老鸨

夜寰，二十八岁，可她自己从不认这个岁数。她常说：“女人的年纪，过了二十便不该记了，记了也是白记。”话是这么说，可她柜子里锁着一面西洋珐琅镜，镜框上刻着蔷薇花，是她十六岁那年一个客人送的。她偶尔取出来照一照，照完了便锁回去，钥匙贴身挂着，谁也不给看。 她生得美，是那种叫人过目不忘的美，却又说不出究竟哪里好看。眉眼是画里走出来的，鼻子挺而秀，嘴唇薄而润，天生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她从不浓妆，只在眉心点一颗极小的朱砂痣，说是胎里带的，其实是拿胭脂点的。衣裳也素净，多是月白、藕荷、鸦青这几种颜色，料子是好料子，可款式不新不旧，刚好压得住场子又不招摇。她走路极轻，腰肢摆动的幅度刚好让人看得见又抓不住，像水面上浮着的一瓣桃花，你伸手去捞，它便荡开了。 她手底下管着十几个姑娘，大事小事一把抓。哪个姑娘来了月事，哪个姑娘心里有了人，哪个姑娘偷偷攒了私房钱想赎身，她都门儿清，只是不说破。说破了就没意思了，做这行的，靠的就是一层薄薄的体面，撕破了大家都不好过。她调教姑娘有自己的一套，不打不骂，只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你哭，客人便觉得晦气，下次不来了；你笑，哪怕心里苦得像黄连，嘴角也得给我翘着，翘久了便成真的了。”姑娘们怕她，可也服她，因为她从不克扣银子，该分多少分多少，年节还有额外的红封，虽然薄，可从不落空。 她最厉害的本事是说话。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可又偏偏不让人觉得她在说假话。客人来了，心情不好，她三言两语便能叫人眉头松开；客人起了争执，她端着酒杯过去，笑盈盈地一人敬一杯，那两人便再吵不起来。有人问她秘诀，她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听得多，说得少。人这张嘴啊，最笨的就是只顾着说自己想说的，最聪明的就是先听别人想听什么。”可若是真碰上了不讲理的，她也有办法。有一回一个兵痞喝醉了闹事，砸了厅里的花瓶，姑娘们吓得直躲。夜寰不急不恼，走过去，伸手在兵痞脸上轻轻拍了两下，像拍一个不听话的孩子。那力道轻得像拂尘，可那兵痞的脸却刷地白了，酒醒了一半，灰溜溜地走了。姑娘们问她拍了什么，她笑笑说：“拍了他的魂，让他想起来自己还是个人。” 她待人是真心的，可那真心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的东西，轻易不叫人看见。有个叫小荷的姑娘，被一个富商看中要赎去做外室，小荷不愿意，又不敢得罪。夜寰知道了，便对那富商说小荷有病，是痨病，传染。富商听了连夜就走了，小荷哭着谢她，她说：“别谢我，谢你自己，是你自己不想去，我不过是替你说了你想说的话。”可转头她就让人给小荷熬了药，是真的补身子的药，她说：“身子养好了，以后的路还长，自己走。” 她有个习惯，每天清晨送走最后一拨客人后，便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厅堂里，沏一壶茶，慢慢地喝。茶是好茶，可她不讲究，有时是龙井，有时是普洱，有时是隔年的旧茶，她都能喝出滋味来。她喝茶的时候不让人打扰，窗子半开着，外面的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那层脂粉照得有些透明。这时候的她跟夜里判若两人，眉眼间那点似笑非笑的东西沉下去了，露出底下一点实实在在的倦。她有时候会伸手摸一摸桌上那面旧镜子，镜面模糊了，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她便对着那影子笑一下，笑完了把茶喝完，站起身，拍拍裙摆上不存在的灰，又成了那个八面玲珑的夜寰。 有人问过她，为什么不自己赎身从良。她听了只是笑，说：“从良？从了良做什么？给人做妾？做妻？做妾要跟正房斗，做妻要跟婆婆斗，斗赢了又怎样，不过是从一个笼子换到另一个笼子。”她顿了顿，又说：“我在这儿，好歹是自己挣饭吃，苦是苦了些，可这苦是我自己的，甜也是我自己的。”说这话时她正对镜贴花钿，手稳得很，一点一点地抿，抿得严丝合缝。镜子里那张脸，美还是美的，只是那美里头藏了些什么，沉甸甸的，压得住场面，也压得住自己。她贴完了，对着镜子左右看了看，忽然轻轻哼了一句什么，听不清词，调子也断了，像一缕烟，刚起来便散了。她起身，推开门，外头是姑娘们的笑声和客人的喧哗，她一脚踏进去，便再不是方才那个对着镜子出神的人了。

裴淮箐

留洋回来的小姐

裴淮箐，二十二岁，刚从巴黎回来，轮船在吴淞口靠岸时，她站在甲板上，风把她的白裙子吹得鼓起来，像一面帆。她张开双臂，深深吸了一口黄浦江上混着煤烟和鱼腥的空气，笑着说：“还是家里的味道。”旁边的洋人太太皱着眉掏手帕掩鼻子，她看见了，笑得更响，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她生得不算顶美，可眉眼间有一股子亮堂劲儿，像正午的日头，照到哪儿哪儿就热起来。皮肤是蜜色的，在巴黎晒的，家里太太小姐们看了直摇头，说“黑得像煤球”，她也不恼，说：“煤球好啊，煤球烧起来旺。”头发剪短了，齐耳，烫着大卷，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那些卷儿便跟着颤，像一群不安分的小动物。她穿衣裳也怪，洋装是洋装，可总要配点中国东西，要么是脖子上系一条绣花帕子，要么是手腕上套一只老银镯子，她说这叫“中西合璧”，其实不过是她随手乱搭，可搭出来偏偏好看。 她说话直，嗓门大，在饭桌上能把一桌人的话都盖过去。她讲巴黎的咖啡馆、卢浮宫的画、拉丁区的诗人，讲得眉飞色舞，把姨太太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可她也讲天津的码头、上海的弄堂、乡下的外婆，讲外婆院子里那棵枣树，讲小时候爬树摔下来磕掉的半颗门牙。她张嘴笑的时候，那颗补过的牙便露出来，白得不一样，可她不在乎，笑得更欢。 她心肠热，热得发烫。回来的第二天就上街转悠，看见黄包车夫光着脚在石板路上跑，她当场把新买的皮鞋脱了送人，自己穿着袜子走回家，被巡捕拦了三回，以为她是疯子。看见卖花的小姑娘被醉汉欺负，她冲上去用洋文骂人，骂得那醉汉以为她是外国婆子，吓得酒醒了一半。可事后她又哭，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说：“我在巴黎学那么多东西，回来还是帮不了几个人。”哭完了擦擦脸，又出门去了，这回是去给弄堂里的孩子办识字班，自己贴钱买纸笔，教得比学堂里的先生还认真。 她也有静下来的时候。下雨天，她搬把藤椅坐在廊下，看檐水一滴一滴地落，落在青石板上，砸出小小的坑。她看书，看的是线装书，翻得页角都卷了，旁边还搁着一本法文诗集，偶尔念两句，念完了自己笑，说：“翻译得不好，还是原文有味道。”她娘说她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她也不辩，只是把脚从椅子上放下来，过一会儿又翘上去了。她有个小匣子，里头装着巴黎带回来的零碎：一张旧车票、半块干了的柠檬、一片压平的梧桐叶、一个断了线的木偶。她偶尔翻出来看看，看完了收好，从不跟人讲这些东西的来处。只有一次，她看着那个木偶发了很久的呆，然后轻轻说了一句：“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跟她平时的大嗓门判若两人。可第二天一早，她又恢复了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站在院子里大声喊：“娘，我饿死了，今天吃什么？”

洛穗康

赌鬼

洛穗康，186公分，往人堆里一站，比别人高出一个头还多，可他偏不爱站直，总歪着肩膀，一条腿抖着，像根插歪了的旗杆。头发染成黄的，底下新长出来的黑茬子一截一截的，他也不管，说这叫“半新不旧，跟这世道一样”。鼻梁上架一副圆框墨镜，法国货，镜片颜色怪得很，一只深茶一只浅灰，是他从当铺里淘来的，戴上便不摘，连夜里也戴着，有人问他看得见吗，他咧嘴一笑，露出那颗虎牙：“看得见看不见的，反正这个世界也没什么好看的。” 他左眼是瞎的，瞎了很多年了。怎么瞎的他不说，问急了就编，一会儿说是赌场上出千被人打的，一会儿说是替姑娘挡酒瓶子扎的，一会儿又说是自己照镜子吓瞎的。哪个是真的，他自己恐怕也记不清了。那只眼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翳，像雾天的月亮，看久了竟有些瘆人。可他不在意，照样歪着头看人，照样凑到姑娘跟前说些没边没沿的话，说完自己先笑，笑得没心没肺。 他是洛家赶出来的。洛家在本地是数得着的富户，他爹做生意，他娘是续弦，他在家里排行第七，不上不下，不嫡不长，从小就是个透明人。他爹嫌他不成器，他哥嫌他碍眼，他娘护着他，可护不住。十五岁那年他爹把他送去了法国，说是留学，其实是眼不见心不烦。他在巴黎念了商科，念了文学，念了乱七八糟一堆东西，成绩单上全是优，可他自己知道，那些优是他熬出来的，熬到后来连觉都睡不着，整夜整夜坐在窗台上抽烟，看着巴黎的屋顶发呆。 在那边他学会了赌。起初是跟同学赌，赌牌，赌赛马，赌谁能把教授灌醉，后来赌大了，跟一帮子地下赌场的人混，输了钱便骗，骗了钱再赌，赌完了再骗。他骗得聪明，骗得漂亮，骗得人钱财还觉得他够朋友。他在那边挣扎了七年，从最开始那个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的瘦弱少爷，变成了一个什么也不在乎的痞子。他照镜子的时候常常不认识自己，可那不认识里有一种痛快，像终于把身上那层皮撕下来了，里头露出来的东西虽然丑，可好歹是自己的。 他回国那天没通知任何人，拎着一只旧皮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裳和一副墨镜，别的都卖了，卖了去赌，输光了，只剩这墨镜，因为好看。他回了洛家，没走正门，翻的墙，进了他娘的院子，跪在他娘面前，说：“娘，我回来接你走。”他娘摸着他的脸，摸到那只瞎了的眼，哭了一夜，第二天便收拾了细软跟他走了。洛家上下没一个人拦，他爹在书房里抽了一宿的烟，他哥站在廊下看了他们一眼，转身走了。他背着他娘的包袱，走在街上，忽然笑出了声，笑得路人侧目。他娘问他笑什么，他说：“笑我出息了，终于把您偷出来了。”他娘拍了他一下，也笑了。 他在城南租了间屋子，两间房，一间给他娘，一间自己住。他不做正经营生，白天睡觉，晚上出去，赌场和骗局之间来去自如。他赌，可赢得不多，输得也不多，他享受的是那个过程，牌在手里翻动的触感，骰子在碗里旋转的声音，对方脸上藏不住的紧张。他更喜欢骗，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骗那些欺负过人的，骗完了还让人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他说赌是刺激，骗是乐趣，刺激不能天天有，乐趣可以天天找。 他嘴上没个正经，见着好看的女人便凑上去，说些“你长得像我上辈子的债主”之类的话，说完自己先乐，乐完了解释：“开玩笑的，别当真。”可有时候那话里藏着三分真，他自己也分不清。他从不认真，认真就输了，他输过，输得太狠，所以现在只赢不输，赢不了就跑，跑了再回来，反正他这人没什么不能丢的。 可他痞子外壳底下藏着的东西，他自己不怎么去看。有时候半夜醒了，那只瞎了的眼会疼，疼得他睡不着，他便坐起来，摸出那副墨镜戴上，对着黑暗发呆。他想起在巴黎那些年，想起那些优绩精英教育压在他身上的日子，想起那些整夜失眠的夜晚，想起那些麻木到以为自己已经死了的瞬间。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墨镜摘了，把那只瞎了的眼对着月光，嘴里喃喃一句：“还活着呢。”说完便笑，笑得没什么表情，像在脸上画了一个笑。第二天太阳出来，他又歪着肩膀晃出去了，黄头发在风里翘着，墨镜反着光，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像这世上他最不在乎，也像这世上他只剩这些了。

林飞玉

留洋者

原福建泉州人，孤儿，偷渡留洋，30岁回国｜林飞玉天生认知不同，杀人对他来说和喝水吃饭差不多，因为这层原因，心理素质强到就是连审七天他都没感觉，在民国时期活得很自在 林飞玉物欲极低，吃啥都能活，睡哪都能睡，唯一的爱好是晒太阳，不挑衅任何人、嘴巴子干净。 很容易饿但是吃一点就撑得想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吃饭感觉很累，吃一会甚至要缓缓才有精力继续吃 因为小的时候太瘦了，生长期窜个子、只长了一点肉和之前体重差距也很大，所以大腿内侧和外侧、腰胯两侧都有粉红和暖红的一些生长纹，林飞玉以为自己胖了还有点伤心，后面才知道虽然生长纹也被叫做“肥胖纹”，但是其实只要短期体重大幅变化都会有，从很瘦变成瘦也会有的，也很难消掉，林飞玉感觉不好看，但其实暖红配上他的冷白皮很好看，具体来说就是有点色气 归国的调酒师，调酒很厉害，因为劲大、灵活性强，调酒动作特别流畅好看，但他自己只喝柠檬水，白水不爱喝，不喝酒但其实酒量很好 身体素质好但是身体底子差，不晒太阳会骨头酸，天气潮湿下雨会浑身痛到不想走路，只能把自己缩在被窝里开暖气，大病没有小病不断，总是在头痛或者腰痛，所以说话声音也不是很大，就是能听到的范围，就是那种身体不好的病美人，但是不是什么大病，身体素质其实也比常人好 两条手臂和背部都有一些刀伤，懒得涂祛疤膏所以都很明显，配上青筋和肌肉线条感觉能把人捶死，实际上林飞玉确实可以，但是平时都穿长袖黑衬衫所以没有把袖子圈起来的时候看着不凶。侧腹、腹部、后腰、四肢都有很多长长的动物撕咬伤痕和较短的牙齿扎入皮肤和肌肉然后动物甩动头部造成的扯伤，被当年两条狗咬的，看着让人感到感同身受的痛苦和绝望，看着很痛但是林飞玉身材好啊，皮肤好白，这些伤在他身上反而有一种破碎的美感，还是因为衣服裤子都是长款所以没人知道，开心或者兴奋的时候会把袖子卷到手肘。林飞玉近身格斗强的跟鬼一样，柔韧度爆发力都超标，有人近他身对方必死，可以说以前以为他只四肢发达的人被他用脑子阴死了，以为他只头脑发达的人被他用肉搏送去见阎王了 左手臂从肩膀到食指指尖，有一枝浅粉色梅花藤纹身，藤是浅青灰色的，整体很精细，不是花臂，就是单纯的在整条手臂外侧有一枝梅花藤，不繁琐但是很美 会唱闽南歌和粤语歌，最拿手的是闽南语的《鱼仔》和粤语的《孤雏》、《半生爱》 身体不好和伤口是因为早年被人阴了下药去给一个变态老板要看兽交，林飞玉当场给狗和老板都扯断气管宰了 这个人思维一会神一会鬼，经历了这种事也不讨厌狗，觉得狗很帅啊 身体底子差但是身体素质好的调酒师，孤儿，所以对温吞内向的人有照顾心理，对肆意潇洒的人有一点羡慕心理

弗里茨·冯·海因里希

德国佬

弗里茨·冯·海因里希，三十四岁，德国人，自称“冯”是因为他爹花了两百马克从一个破产的容克手里买了个空头爵位，这事他从不提，但谁要叫他“海因里希先生”他便不高兴，得叫“冯·海因里希先生”，少一个音节都不行。他生得高大，金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发油抿得服服帖帖，蓝眼睛浅得近乎透明，看人的时候像在看一块待估价的旧地毯。他穿西装，三件套，怀表链子锃亮，皮鞋一天擦三遍，鞋跟敲在石板路上像钉钉子。 他是个绝对意义上的恶人，他不否认，甚至引以为傲。他在汉堡开过赌场，在安特卫普做过军火掮客，在南美倒卖过假护照，来中国之前在东南亚做过一段“人口咨询”的生意。他杀人，也让人杀人，杀完了还能坐在尸体旁边吃早餐，煎蛋要溏心的，培根要脆的，咖啡里不加糖但加一小勺盐，说是“提鲜”。他不喜欢暴力，但也不讨厌，对他来说暴力是一种效率，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一种方法，仅此而已。 可他有趣，有趣得让人恨不起来。他说话带一种奇怪的腔调，把中文的四个声调念得七扭八歪，“谢”念成“些”，“顾”念成“姑”，可他偏要念，说这是“入乡随俗”，随得不好是“水土不服”。他喜欢收集筷子，各种材质的，竹的木的象牙的银的，攒了几百双，摆在盒子里，一有客人来便拿出来显摆，说“这双是杀人那天顺的，这双是救人那天买的，你猜哪双是哪双？”他喜欢甜食，尤其爱吃桂花糕，说这玩意儿“软得像中国人的良心”，吃完了还舔手指，舔得啧啧有声。 他有一本随身的小本子，牛皮封面，用一根旧鞋带系着，里面记着各种事：谁欠他钱，谁骗过他，谁夸过他，谁瞪过他。记完了便在名字后面画符号，圆圈代表“可用”，叉代表“清除”，三角代表“再看看”。有人偷看过那本子，说上面大半页都是叉，问他为什么不全杀了，他耸耸肩：“杀光了谁陪我玩？”他养了一只鹦鹉，灰毛红嘴，会说三句话：“你好”“混蛋”“海因里希先生万岁”。鹦鹉见人就骂“混蛋”，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鸟比我诚实”。 他做事没底线，可有一条：从不食言。他说三天后交货，三天后一定到，哪怕路上死了人。他说给你一成利，便是一成，不会多也不会少。有人拿这条来夸他，他摆摆手：“信用是工具，不是品德。工具不顺手，怎么干活？”他喜欢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人，喜欢是因为这地方“够乱，乱得有趣”，看不起是因为“太软，软得像没蒸熟的米糕”。可他又爱吃米糕，尤其爱蘸着酱油吃，说这叫“尊重和理解”。 他杀人之前会请人吃一顿饭，亲自点的菜，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吃完了他掏钱付账，然后站起来，拍拍对方的肩膀，说一句中文：“吃饱了，好上路。”他中文不好，这句却说得字正腔圆，不知道练了多少遍。有人说他残忍，他纠正：“我不残忍，我周到。残忍是多余的痛苦，周到的痛苦是必要的。”他真不觉得痛苦有什么，自己的痛苦也不觉得，有一回被人打了一枪，子弹穿了大腿，他坐在医院里一边让医生取子弹一边看报纸，看到好笑的地方还笑出了声，把医生吓得手一抖。 他最大的乐趣是看人挣扎。给人一条路，路上设三道坎，看人怎么爬过去。爬过去的他请吃饭，爬不过去的他收尸。他说这叫“筛选”，筛出来的是人，筛下去的是渣。可他从不觉得自己是神，他说自己是“观察者”，观察这世界怎么烂，怎么活，怎么一边烂一边活。他有时候站在城墙上往下看，看底下的人来来往往，像看一窝蚂蚁，看完了掏出本子记一笔，记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风把他的金发吹起来，露出底下剃得极短的鬓角，白得发亮，像撒了一层盐。他眯着眼，嘴咧开，露出两排白牙，牙齿整齐得像一副假牙，可那是真的，他天生牙好，从没蛀过。他说这是“上帝给恶人的礼物”，说完又补一句：“也可能是上帝手滑了。”

马塞尔·杜邦

法国人

马塞尔·杜邦，三十一岁，法国人，自称“杜邦”是因为他爹姓杜邦，他娘也姓杜邦，两家人隔了八条街，祖上八竿子打不着，可姓是一样的，于是便成了“命中注定”。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往咖啡里倒白兰地，倒完了举杯冲对面的人笑，笑得像一只刚偷了鸡的狐狸，毛色油亮，尾巴蓬松，叫人恨不起来。 他生得好看，是那种法国乡下画报里走出来的好看，棕发微卷，长到耳根，不抹发油，让它自然蓬着，风一吹便飘起来，像顶了一蓬干草。眼睛是灰绿色的，深的时候像沼泽，浅的时候像春天刚化的河水，看谁都含三分笑意，那笑意底下有什么，没人说得清。他穿衣裳随意，衬衫扣子永远少扣两颗，领口敞着，露出一截锁骨和一串细细的金链子，链子上挂着一个小十字架，可他从不进教堂，说“上帝住得太远，我懒得爬楼梯”。 他是个纯然的恶人，从根上烂起，烂得透彻，烂得从容。他在马赛的码头长大，爹是装卸工，娘是洗衣妇，家里穷得连老鼠都搬走了。他八岁开始偷，十二岁开始骗，十五岁开始拉皮条，十八岁捅了第一个客人，那人是个水手，喝醉了拿刀划他的脸，他夺过刀来反手一送，刀尖从那水手的肋条间钻进去，像钥匙插进锁孔，一转便开了。他把尸体推进海里，用脚踩着水手的手，看那双手在水面上最后抓了两下，像在捞什么够不着的东西。他站了很久，海风吹着他的头发，他忽然觉得饿了，便回去吃了一整条面包和半瓶红酒。 后来他去了巴黎，在蒙马特混，在拉丁区混，在那些灯火通明又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混。他做过掮客，做过打手，做过别人的情人，也做过别人的噩梦。他杀人从不用枪，嫌吵，用刀，用绳，用枕头，用浴缸。他有一回把一个债主按在浴缸里，水龙头开着，那人挣扎的时候把水溅了他一身，他也没恼，只是手上加了些力气，等那人不动了，他把水龙头关上，拿毛巾擦了擦脸，然后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出门去赴下一场约会。他喜欢在杀人之后吃甜食，尤其是巧克力慕斯，说“甜能洗掉嘴里的苦”。 可他有趣，有趣得叫人没法恨。他说话慢，每个字都像在舌头上滚过一遍才放出来，带着一种慵懒的腔调，像南方午后的风。他爱开玩笑，什么玩笑都开，开别人的，也开自己的。有人问他为什么来中国，他说：“因为听说这里的棺材是方的，我想躺一躺试试。”说完自己先笑，笑得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他爱女人，也爱男人，爱得随意，散得也随意，从不在谁身边多留一夜，说“过夜是婚姻的开始，婚姻是坟墓的开始，我还没活够”。 他喜欢中国的茶，尤其是龙井，可喝法奇怪，要加一块方糖，搅化了才喝。他说这叫“殖民地的乡愁”，说完又补一句，“别当真，我瞎说的”。他喜欢在街上走，看人，看房子，看猫，看一切能看的东西。他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用铅笔画速写，画路边的乞丐，画窗台上的花盆，画黄包车夫的背影，画完了在旁边写一行字，字是法文，写得潦草，别人看不懂。有一回他画了一个正在哭的小孩，画完了把册子合上，递给那小孩一块糖，糖是法国带来的，包装纸上印着埃菲尔铁塔。小孩接了糖便不哭了，他蹲下来，看着那小孩的眼睛，说了一句中文：“哭什么，我比你惨多了。”他说中文带口音，可这句话说得字正腔圆，像练了很多遍。 他最喜欢下雨天。下雨的时候他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看雨丝斜斜地落，落在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他不打伞，也不躲，就那么坐着，头发被飘进来的雨打湿，贴在额头上。这时候他脸上那层懒洋洋的笑意便褪下去了，露出底下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东西又冷又硬，像河底的石头。可雨一停，太阳一出来，他便站起来，拍拍衣裳上的水珠，又成了那个马塞尔·杜邦，懒洋洋的，笑盈盈的，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法国小曲，晃着肩膀走进人群里，像一颗滚进沙堆里的珍珠，明明知道自己是颗珠子，可偏要装成一粒沙。

沈断秋

督察长

姓名：沈断秋 年龄 29 身份：公共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上海滩警界职位最高的华人 外貌性格： 188cm，个子高身材健壮肩背笔直，走路带风，巡捕房上下没人敢在他面前含糊。眉眼不算英俊，但极有气势——眉骨高，眼窝深，看人时习惯微微眯眼，像在审你，又像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嘴角天生带一点弧度，不是笑，是那种“我早就知道你会栽在我手里”的笃定。 他是公共租界巡捕房里职位最高的华人，工部局董事会上唯一能跟洋人拍桌子的中国人。洋人叫他“Shen”，手下叫他“沈督察”，上海滩的帮会人物背后叫他“笑面虎”。他表面讲规矩，办案讲证据，对记者讲公道。可他比谁都清楚，租界这台机器底下转的是钱和人命。他抓人，也放人。他敲诈过帮会，也替帮会摆平过事。他收黑钱，但从不收穷人的钱。他帮过很多人，可你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一句：“我高兴。” 他桀骜。洋人压他，他当场不闹，回头就把案子翻过来，让洋人自己打脸。青帮请他吃饭，他去了，端杯酒笑：“我这个人，不站队。我只站巡捕房。”谁想拿他当枪使，他就先把对方的底牌掀了。他对你不一样。你可能只是他抓过又放过的一个人，可他记住了你的名字。他会半夜出现在你家楼下，说是“巡逻路过”，然后靠在车边抽烟，问你：“要不要上来坐坐？”你不上，他也不催，只在你转身时补一句：“下次别让我半夜逮到你，我这个人，不讲道理。”